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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思和评《山本》:民间说野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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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《收获》 | 陈思和  2018-08-1715:49

春节期间,我没有做其他事,除去正常的会客应酬贺年,只读贾平凹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山本》。厚厚的四大册手稿,不分章节,不设标题,绵绵密密,一气贯通,由作者风格鲜明的文字连缀组成。作者为小说题记道:

“一条龙脉,横亘在那里,提携了黄河长江,统领着北方南方,这就是秦岭,中国最伟大的山。山本的故事,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。”

在后记里,作者又写道:

“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,那么多的魍魉魑魅,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,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。当这一切成为历史,灿烂早已萧瑟,躁动归于沉寂,回头看去,真是倪云林所说:生死穷达之境,利衰毁誉之场,自其拘者观之,盖有不胜悲者,自其达者观之,殆不直一笑也。巨大的灾难,一场荒唐,秦岭什么也没改变,依然山高水长,苍苍莽莽……”

再者就是小说结尾的最后一段,涡镇毁灭于炮火之中,女主人公陆菊人说,这是有多少炮弹啊,全都要打到涡镇,涡镇成一堆尘土了?另一个主要人物陈先生回答: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。于是,陆菊人看着陈先生,陈先生的身后,屋院之后,城墙之后,远处的山峰峦叠嶂,一尽着黛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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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着这些文字,恍惚觉得,作者化身为秦岭山脉博物风情的说书人,一个从历史烟尘中慢慢走出来的老者,他引导读者举头远眺——看得远,看得更远,直到你看懂了苍茫间一片黛青山色,若有所悟。前文所引倪云林语录,在“殆不直一笑也”后面,还是被略去了一句重要的话:“何则?此身亦非吾之所有,况身外事哉!”这句话才传递出作者此时此刻的苦涩心情。人在苍茫历史面前,就如同飞入秦岭的一只小小的鸟,微不足道犹如芥子之渺,复何言哉?然而作者终究是“言”了,那就是《山本》。大山的山,本来的本。山是指秦岭,但根据前面所引题记叙说,秦岭又不是秦岭本身,它熔铸了一部家国痛史;本即真相,也是根本之本,本来应该是隐藏在世间万象演化之中,并没有真相,作者既然想说出他所感悟的历史真相,那也只能是依靠世间万象演化本身,在贾雨村言中透露甄士隐去的某些故事。

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。如果中国就是CHINA(瓷器),那么,作者要讲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,既有飞禽奔兽,也有魍魉魑魅,前者是自然,后者是人事,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,絮絮叨叨地显现本相。这个言说结构,《老生》的叙事已经演绎过一次。不过在那里自然部分是通过典籍《山海经》来呈现,偏重的还是在人事。而在《山本》里,演示自然的部分被融化到了人物口中,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如麻县长在秦岭任上无所作为,只留意草木虫鸟,辛苦采集标本,编撰了两本大书,一本是秦岭的植物志,一本是秦岭的动物志。尽管这两本书到了小说最后也没有完成,写成的部分也将毁于炮火。但是不管有没有秦岭博物志,秦岭依旧巍然存在。炮火可能销毁了麻县长的著作,但秦岭的黛青山色苍茫依旧。麻县长的故事也是作者胸中块垒,《山本》里大量描写秦岭博物风情的段落,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所在。《山本》作为秦岭志的存在,其寿命要比山本各路贤愚的性命要长得多,但是《山本》在秦岭的存在面前,同样也是微不足道。这就是来自秦岭的自然、人事和言说的关系。

然而《山本》是小说,秦岭博物风情只能通过人物故事传递出来方才有趣,所以,在小说言说中,人事又转化为秦岭的主人,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、可歌可泣的悲喜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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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说他要写一本秦岭志,“志”也包括了秦岭的民国史,从历史故事中呈现博物与风情。但是如何来叙述历史?这要比描绘博物风情复杂多多。作者在后记里坦陈《山本》开始构思于2015年,“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,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,我不知怎样处理”。纠结在于言说立场的选择。

回顾文学史传统,历史题材叙事从来就分两类:

一类是官史,是胜利者帝王将相文治武功的历史,那是被钦定正史作为维系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教材,所谓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,就属此类;

还有一类是失败者流传到民间乡野的口传史、歌谣史、戏文史,野调无腔,却构成正史所不载的野史。

文艺创作起源于民间,在被士大夫文化改造之前,它是走在后一脉野史的源流之中。这已经被文学史无数作品所证明。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最为绚烂的成果,就是作家重归民间的自觉,贾平凹与莫言为佼佼者。当代民间说史滥觞于八十年代的《红高粱》,中经九十年代刘震云的“故乡黄花”系列,到了新世纪贾平凹的《老生》《山本》,已经日臻成熟,俨然形成创作流派。民间说史的特点在于:它自觉分离庙堂话语编构的正史,另筑一套民间话语体系,这一点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《红旗谱》《林海雪原》等将民间因素寄寓于正史话语体系的革命历史小说有所不同;同时与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说史的话语体系也有所不同,它更多偏重民间小道的传播,街头巷尾的流言,青山渔樵的讲古,荒诞不经,藏污纳垢,为官家御用所扼腕,为知识良心所不齿,但是它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低端形态赢得民间草莽所倾心欢迎,故而禁毁不得,与世长流。

古代文学的民间说史传统里犹有庙堂的权力话语渗透,如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之正统思想,依然不脱旧文人腐酸窠臼,但当代民间说史,可贵的也就是摆脱了这一大阴影,形成新世纪文坛上活泼健康的审美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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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山本》为例,我们不妨探讨民间说史的一些叙事特点。

首先就是历史时间的含混处理。一般正史叙事里,时间是最重要的线索,也是叙述统治者走向权力顶端的重要节点。可以说没有时间就没有历史,没有准确时间的历史就是靠不住的历史;但是在民间说史的传统里,时间永远是模糊的,就是要避免清理历史故事的精准性(所谓甄士隐)。民间故事的开端总是:从前啊……,或者:古人说……,民间说史的历史往往是虚拟的,就如《红楼梦》讲述的是清朝故事,叙事时间竟追溯到女娲补天,一下子就变得含混了。但是没有谁会去认真纠正这些故事细节的真实性,只是在更广泛的审美领域,人们可能宁愿相信小说所提供的真实,那当然是艺术的真实。读《山本》第一个感觉就是故事的时间不确定。我粗粗查阅了上世纪二三十年的陕西民国史,冯玉祥部队入陕是在二十年代初,而陕北红军早期组建是在1927、1928年间,应该算是二十年代末。小说里有一段写到时间背景:“形势已经大变,冯玉祥的部队十万人在中原向共产党的红军发动进攻,红军仅两万人,分三路突围,一路就进了秦岭。秦岭特委就指示游击队一方面与冯部十二军周旋,牵制他们对进入秦岭的红军的堵截,一方面还要护送一位重病的中原部队首长尽快通过秦岭去陕北延安。”在这段背景的描写中,夹杂了多种时间节点,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反共,应该是在1927年以后不久,但那时反共主要是清党,还不是大规模作战。1927年是红军草创时期,小说写到阮天保与井宗秀分裂,从保安队倒戈为红军,可能是影射1927年10月共产党人唐东源、李象九、谢子长等利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发动清涧起义,分裂了井岳秀部队,创建陕北红军的历史事件。红军与冯玉祥的军事交锋应该是在1928年6月,冯玉祥以三个师的兵力围剿唐东源、刘志丹等人创建的工农革命军,革命军失败后,有一路军队进入商洛山区,与当地零星的游击武装结合在一起。也就是小说里蔡一风、井宗丞领导的游击队。而冯玉祥在中原发动战争,主要是与奉系军阀以及河南当地军阀作战,不存在与红军的中原部队作战。再进而写到游击队护送首长去延安,在二十年代末红军既不可能有中原部队也不可能有延安根据地,护送事件只能发生在抗战以后。但是在民间传说里,因为没有准确的时间坐标,才可能把不同时间的历史事件混合在一起加以编纂传说。贾平凹巧妙运用这样一个看似明显有误的叙事时间,透露了民间说史无时间感的叙事特点。

其次,民间说史脱胎于民间说书。话本小说擅长表现市井故事,反映了古代农耕社会向都市商业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人性向往。而民间说史传统形成较晚。中国是史传大国,正史向来是皇家重臣、儒家圣人的禁脔,老百姓无缘染指。民间说史起源渔樵讲古、戏文传授以及民间歌谣的流传,以后才慢慢形成文字读本。老百姓对于历史真相并不感兴趣,替古人担忧只是一种审美功能,并无功利实效。但是它从民意的角度补充了正史之不足,《说岳》《杨家将》《包公案》等都是属于这类作品。在现实历史上遭遇了不公冤案的人,在演义里总是得以张扬。所以民间说史传统的道德基础是民间正义,它虽然被掺入传统道德说教的成分,但更多的还是民间的想象力和正义感,这也是读《山本》的一条途径。《山本》里写到的历史人物有两个,冯玉祥是实写,指名道姓,但只是提到而已,一笔带过;另一个是井岳秀,则是以虚拟手法,塑造了井氏兄弟井宗丞、井宗秀两个人物,似也可以说,是为井氏兄弟树碑立传。但是真名真事皆都隐去,留下的全是贾雨村言。井岳秀被称为“榆林王”,在治理榆林地区经济建设,维护汉蒙领土统一等方面,政绩显著。与冯玉祥杨虎城是一流人物。但是在国共争斗中井岳秀倾向反共,这与冯、杨后期亲共不同,所以他们在民国史的地位也明显不同。《山本》对冯玉祥的介绍凸显了与红军作战的经历,而对以井岳秀为原型的虚构人物井宗秀则给予了很深的同情。这可能也是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初期的纠结原因。但是从民间说史的角度看,井岳秀其人对榆林地区的治理和保护,还是有功绩不应被抹杀的。这在榆林地区流传的井岳秀传奇中可见一斑,并非故作翻案文章。

陕北军阀井岳秀本人就是一部传奇。他哥哥井勿幕为陕西辛亥革命先驱,曾被孙中山誉为“西北革命巨柱”,仅三十一岁被人暗杀。井岳秀为兄长报仇,曾将仇人李栋才活捉回来,用砍头、挖心、抽筋等酷刑祭兄灵前,还剥了人皮做成马鞍,整天骑于胯下解恨。有了这段历史做垫底,小说写到井宗秀派人剥了奸细三猫的皮做鼓,为兄报仇肢解邢瞎子的身体,也都落到了实处。井岳秀擅长骑马,治理榆林二十余年,每天晚上都骑马巡查,这一点在小说里刻画井宗秀时也被描写出来。井岳秀之死也充满传奇性,据说是在看家眷打牌时,自己身上的手枪坠地走火,命中要害而死。但也有传说是被共产党指使刺客暗中枪击而亡。小说现取后说,暗示被阮天保行刺。从小说文本结构来分析,井宗秀作为一个民间英雄这样的死亡甚为尴尬,但是从民间野史的传统中寻找,同样的例子仍然存在,《三国演义》猛将张翼德一世英雄,最后死于两个裁缝的行刺,何况阮天保在书中作为井宗秀生死宿敌,身怀绝技,也算是旗鼓相当死得其所。这样的构思安排也可以体尝作者当初纠结之情,既从民间正义出发为井岳秀讨个公道,也为国共军事争斗的钢丝绳索上把握了平衡。

由此可见,民间说史的第三个叙事特点,就是历史与传奇的结合。这也是民间说史最凸显的娱乐功能。正史不录的怪力乱神现象,在民间说史里却是不可少些的成分。贾平凹的小说叙事里不缺因果因缘的细节,但传奇都在无关紧要处聊添趣味,真正涉及历史真相的地方毫不含糊。读《山本》,其中最重要的传奇是通过三个人物来传达,第一人是女主人公陆菊人,小说开始就说,因为她的陪嫁三分胭脂地是暗通龙脉,带到涡镇造就了“官人”井氏兄弟,但同时也给涡镇带来了毁灭。小说里以铜镜为鉴作为线索,构成了陆菊人与井宗秀的对应关系。第二个是瞎子医生陈先生,能洞察世事,逢凶化吉,此人提供的神秘信息都是正能量,与另一个以邪术蛊惑人心的周一山形成对应关系。第三个人是地藏王菩萨庙里的哑巴尼姑宽展师父,不言不语,却以尺八音乐来普度众生。她是出世的、无声的、精神的,与小说描写的涡镇内外的现实的、混乱的、欲望的世界构成对应关系。以铜镜立戒指向过去,以救世行医指向当下,以宗教慈悲指向未来,三界均有指点。但是铜镜无声,聋哑寂静,对于这个杀人如麻的无道世界,充满无奈与慈悲。

小说结尾处,涡镇已经毁灭,各路英雄都已化为灰烬,惟独陆菊人、陈先生和宽展师父还在人世间的苦难中继续生存,这又让人的思考回到小说最初要表达的秦岭意象,这些传奇人物本身就是秦岭的一部分。阅尽人间苦难,痛苦而无奈,挣扎而徒劳,忧患而无言,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深思索与细细玩味的。